普利斯谈主帅下课：从明信片到短信

当你听说一位主帅与俱乐部解约时，通常无非两种结局：要么被解雇，要么主动辞职。但实际上，离任的方式五花八门。 多年来，我在英格兰足坛从底层到顶级联赛都工作过，亲眼见过、也亲身经历过许多次“分手”。 有些分手很平和，有些则充满火药味，甚至根本不会面对面发生。我见过主帅在电话里被解雇，收到短信被解雇，或者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即将丢掉工作。 对主帅而言，最折磨人的时刻之一，就是外界传言四起：不仅传你即将下课，还传谁会接替你。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甚至会在现任主帅尚未下课时就主动竞聘。有人通过经纪人向相关俱乐部递话，有人则直接找上老板。 很多主帅在最终获任之前，都会先被俱乐部试探。还有一种做法近年越来越受俱乐部欢迎：把潜在继任者的名字透露给媒体，看看球迷对这些人选的反应。 对仍然在任、压力已经顶到天花板的主帅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但这只是你必须应对的工作的一部分。 我自己就经历过这种局面，而且持续了好几个月。你的信心——不仅是对自己的信心，还有对俱乐部高层的信心——会再次遭到重创。 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时，我很早就从媒体人士那里听说了俱乐部的意图，也猜到了新帅会从哪里来。但我只能咬牙忍住——我和我的团队都还在合同期内，只能继续干下去。 我们不断抢分，把不可避免的那一天往后推，但最终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 当主帅遭到这种对待时，你很难责怪他们有时想对掌权者做个轻蔑手势。 我想起一个认识的主帅的故事。俱乐部让他带薪休假，也就是“园艺假”，同时另想办法让他永久离队。 那段时间，他仍然照领薪水，于是决定带家人去一个炎热的地方度假。在阳光下看电视时，他看到老东家输了球，就给俱乐部主席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句：“真希望你也在这里！” 回家后，他被解雇了——但我敢打赌，他仍然庆幸自己寄了那张明信片！ 遗憾的是，大多数主帅得不到这种满足感。很多时候，你甚至没有机会与你共事数月乃至数年的球员和员工好好道别。 我第一次执教斯托克城的经历，结束于2005年夏天。那天，我从伯恩茅斯的家中开车上高速公路，准备参加季前训练第一天。 从上赛季结束起，我就隐约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俱乐部的冰岛老板一言不发——直到那天。 顺便说一句，我对那个决定没有意见。他们都是好人，而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果你不想要我，那就是不想要我。” 总之，我已经开了四个小时车。就在我驶入通往球场的路口时，电话响了。是主席打来的，他说他一直想给我打电话。 我被告知，我不再是球队主帅；同时还被告知，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进入球场。我很快明白了事情的紧迫性——原来新帅已经到那里了。我只能把车掉头，开回家。 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主帅身上，你必须学会随时做好准备。 我一直记得，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伯恩茅斯。早年的一场比赛中，我们客场对阵斯旺西，赛后他们的主帅弗兰克·伯罗斯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 弗兰克不幸于2021年去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位出色的老派主帅，总是乐于给年轻教练提建议、分享经验。 我们正在喝酒，我注意到他办公桌旁有一个很大的空纸箱。我问他那是做什么用的，他说是用来装他办公室里的所有私人物品——从球员档案到家庭照片。 “我想留下的所有重要东西，都放在办公桌最上面，”弗兰克说，“每次我丢掉工作——那一天总会来——我就把它们一扫进箱子，然后重新出发。那个箱子跟着我走遍了足球世界。” 这句话一直印在我心里。执教是这样朝不保夕的职业，每个主帅都得想想那个纸箱，哪怕他们不一定每天都把箱子放在桌边！ 没过多久，我就第一次尝到了被解雇的滋味。 我与伯恩茅斯的合同还剩一年，但俱乐部主席职位发生变动，1994年夏天，我离开了。 从在俱乐部几乎什么都管，到什么都不做，甚至连季前训练都不用去，这已经够难受了。但更糟的是，因为那是我的家乡俱乐部，我还得承受孩子们在学校因我离任而被嘲笑的传闻。 我还要还房贷、养家，而遗憾的是，伯恩茅斯在欠我的钱上并不怎么帮忙。 当你刚被扔进现实世界时，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你对那个世界毫无经验，也没有其他资历可以依靠。我幸运地得到了再次执教的机会，但不是每个年轻主帅都有这样的运气。 幸运的是，我也并非总是与俱乐部不欢而散。前面已经提到几次艰难的分手，但我也有一些更愉快的结局。 我在这些专栏里多次谈到我对彼得·科茨和他出色家人的感情。他们不仅拥有斯托克城，还是一群特别的人：各自领域都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却从未失去人情味。 2013年，当我与俱乐部告别时，他们处理得很得体。彼得和他的儿子、现任主席约翰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们想走另一个方向，并把一个艰难的局面变成了相互尊重的分手。 我两次执教斯托克城，前后将近10年。而在米德尔斯堡，我只待了18个月，但俱乐部老板兼主席史蒂夫·吉布森的故事也类似。 史蒂夫一生都在为米德尔斯堡操心，但他对俱乐部的投入远不止做一名终身球迷。他深切关心当地民众，把大量辛苦赚来的钱投入到让米德尔斯堡取得成功上。 我喜欢那里的时光，因为史蒂夫及其家人，以及更广泛的人们都很温暖。那个地区让我想起南威尔士：社区受到珍视，人们——尤其是俱乐部里的人——对你掏心掏肺。 2018-19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后，我彻底精疲力竭，也为球队没能进入英冠升级附加赛而沮丧。那天晚上开车回家，路很长，也很孤独，我感到筋疲力尽。 那个赛季尘埃落定后，我和史蒂夫在伦敦见面。我们的交谈诚实而开放，但我的合同到期了，我们都认为这是我离开的好时机——我希望好聚好散，我们也确实做到了。 晚饭后我们喝了不少酒，最后聊到非常非常晚。我们约好第二天早上吃早餐，但我告诉他，我一向起得早。所以早上6点，我就起床赶往车站回家。 早上8点刚过，我妻子在伯恩茅斯接上我，史蒂夫就打来电话，问我是否下楼吃早餐了。我说不，我已经到家了，他还不相信。 我错过了早餐，但我们仍是好朋友。史蒂夫很有风度，我一直把米德尔斯堡视为一家理应成功的俱乐部，因为我们接触到的每个人都有态度、有担当、诚实坦荡。 我的家人至今还在说他们有多喜欢去那里，在我离开时也真心感到失望——显然，并不是我执教过的每家俱乐部都如此！ 托尼·普利斯接受BBC Sport记者克里斯·贝文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