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鲍尔默可能起诉NBA，但胜算渺茫

洛杉矶快船队强烈反驳NBA在科怀·伦纳德工资帽规避调查中的结论，但将这种反对转化为法律行动将面临重重挑战。这主要是因为联盟决定的终局性以及法院对私营协会决定的司法尊重。 NBA于周三认定，快船队及包括老板史蒂夫·鲍尔默在内的多名球队管理人员，通过安排伦纳德签订无需履行服务的代言协议，为其提供额外报酬，从而共谋违反工资帽规定。劳资协议第十三条禁止规避工资帽，即球队在雇佣合同之外向球员提供补偿的安排。这些安排破坏了公平竞争，使球队相对于竞争对手获得不公平优势。 在多项处罚中，NBA剥夺了快船队的五个首轮选秀权，对鲍尔默实施一年禁赛，并对伦纳德罚款70万美元。 法律上值得注意的是，NBPA（球员工会）同意联盟的处罚，伦纳德也暗示他接受因未能仔细监督身边人的责任。这消除了涉及中立仲裁员的申诉程序的可能性，与上一次NBA总裁剥夺一支球队五个首轮选秀权的情况形成重要区别。 25年前，NBA对明尼苏达森林狼队实施了类似处罚，原因是该队通过先让前锋乔·史密斯签订较低年薪的初始一年合同，以便腾出空间签下其他球员，并承诺在获得其“拉里·伯德权利”（允许球队超出工资帽留住球员）后，再与其签订一份长期高薪合同。NBA还废除了史密斯与森林狼队在1999-2000赛季的合同及其之前的1998-99赛季合同。随后史密斯和球员工会利用劳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挑战当时的联盟总裁大卫·斯特恩。仲裁员审查事实后，支持了斯特恩废除合同的决定。而此次对于伦纳德，NBA施加的处罚显然得到了伦纳德和球员工会的认可，因此不会出现延长争议的仲裁挑战。 快船队否认不当行为，并“强烈质疑这些调查结论”。 鲍尔默的律师大卫·凯利周三致信NBA总裁亚当·萧华，辩称NBA的不利结论和严厉处罚与联盟官员此前向鲍尔默和快船队示意的内容不符。凯利甚至将NBA的调查称为“猎巫行动”，称其未能遵循基本的法律公平观念，如事先通知和回应机会，并警告快船队“正在探索一切法律补救措施，以纠正这一严重不公”。 凯利在信中写道：“联盟律师在我们的讨论中承认，联盟并不认为快船队与Aspiration之间存在向科怀·伦纳德输送资金的协议。”凯利还坚持认为，NBA律师承认鲍尔默是乔·桑伯格（Aspiration前联合首席执行官，最近因欺诈被判处14年监禁）所实施欺诈行为的“受害者”。 鲍尔默的律师还坚称，尽管萧华谈到要确保调查中的“基本公平感”，但在NBA周三公布调查结果之前，快船队仅收到不到一小时的警告，“且没有回应机会”。 此外，凯利指控NBA“在最后一刻”改变了“错误行为理论”，将快船队向伦纳德介绍球队供应商和赞助商的行为视为问题。快船队坚持认为这些介绍“在联盟中既恰当又普遍”，没有规则禁止，且联盟多年知情却未采取行动。 在凯利看来，NBA未能遵守“正当程序”的基本观念（要求程序公平及事先通知某一特定行为被视为不当且可能引发惩罚），而是在“追溯性地惩罚快船队违反一条根本不存在的规则”。 凯利的信暗示快船队正在考虑提起法律诉讼。快船队可以参考前老板唐纳德·斯特林的法律剧本——斯特林曾被萧华处以终身禁赛，并在与其妻子谢莉·斯特林的法律纠纷中失去了对拥有球队的信托控制权。快船队可以起诉联盟违反反垄断法、合同法和信义义务，并指控联盟虚假陈述和干扰。球队可以寻求禁制令，阻止NBA对快船队、鲍尔默及球队管理人员施加处罚。 基本论点将是NBA及其球队以反竞争方式共谋贬损快船队，并给消费者——快船队球迷——带来相应损害。缺少五个首轮选秀权，快船队将“竞争力下降”。该球队可以辩称，球员与赞助商的介绍是普遍行为，快船队是因竞争对手也在从事的行为而受到惩罚。 快船队另一个潜在的法律主张可能涉及其所描绘的NBA“猎巫行动”。球队无法令人信服地提出基于美国宪法或加州宪法的正当程序主张，因为NBA是私人机构，而非国家行为者（即必须遵守正当程序保护的政府实体）。但快船队仍可将正当程序与合同理论联系起来——即尽管NBA总裁根据联盟章程和附则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总裁仍必须公平行事，包括提供公平的通知和回应机会。 其他可能的诉求可能包括违反信义义务、违反忠诚义务、欺诈、虚假陈述以及故意干扰预期经济利益。这些主张的主旨是NBA和萧华有义务公平合理地行事，而他们据称未能如此，从而损害了快船队的商业利益、与球员的关系及赞助交易。 如果快船队有与伦纳德介绍类似的其他球队介绍的具体例子，他们的论点将更有力。据Sportico报道，NBA及其他联盟中存在球员与同时赞助其球队的公司签约代言的例子。 一些例子包括：在线购物平台乐天（Rakuten）同时赞助金州勇士队并与勇士球星斯蒂芬·库里签有代言协议；Samuel Adams与波士顿红袜队以及当时的三垒手亚历克斯·布雷格曼合作推出布雷格曼啤酒；耐克与内马尔签下代言合同同时赞助巴西国家足球队。 快船队还可以质疑调查结论的可靠性。Wachtell律所承认，调查人员询问了乔·桑伯格——前快船队赞助商Aspiration的联合创始人，他于6月因欺诈被判处14年监禁。桑伯格在2020年至2025年间策划了一项骗局，从贷款机构和投资者（包括鲍尔默）处骗取超过2.48亿美元。质疑桑伯格及其向NBA提供的任何材料的真实性是合理的。 今年4月，凯利曾抗议Wachtell律所的律师、前联邦检察官大卫·安德斯（主持NBA调查）致信即将判罚桑伯格的法官。安德斯表示，他和其他调查人员寻求桑伯格的合作以推进调查，并称桑伯格提供了“与调查相关的更多信息”，帮助调查人员“更全面地理解关键事件”。凯利暗示，桑伯格同意向NBA提供信息，以换取“联盟代表他向法官提交的量刑信”。 NBA将有多重防御手段来阻止快船队的诉讼，并在预审证据开示（双方需要提供证词和分享证据）之前很早就确保案件被驳回。 首先，NBA会引用案例法所确立的法律原则——法院应“弃权”，即当存在其他程序时，法官拒绝审理案件。在此，NBA会辩称，法院不应干预私营会员协会的内部纠纷。实际上，法院通常对私营协会给予广泛尊重，仅在其行为任意或反复无常时才进行干预。NBA会声称，快船队获得了充分的机会陈述案情，包括提供其他球队从事类似行为的具体例子，但显然未能做到。NBA还会辩称，其遵循了联盟章程中的适用程序，因此履行了合同上的程序义务。 其次，NBA将强调联盟章程——该章程是联盟、球队和所有者之间的一份合同，规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章程不是规范球员、球队和联盟之间关系的劳资协议，而是另一项独立的合同权利和义务来源。通过拥有NBA球队，所有者同意章程，其中明确规定总裁的所有决定均为“最终且具有约束力”，并应理解为仲裁裁决。 第三，NBA会坚称不存在可行的反垄断主张，因为没有对竞争的损害。联盟可以辩称，执行其规则有利于而非阻碍竞争，因为它向球迷（消费者）传达了一个信息：比赛反映了公平竞争和真正的竞赛，试图规避公平竞赛规则的球队将受到问责。 第四，联盟将辩称不存在针对快船队的共谋。Wachtell的报告不仅仅声称存在向原本有机的代言机会的介绍；它称这些介绍是为了掩盖由快船队引导的款项支付的幌子。 例如，报告称2020年6月，球队业务运营总裁吉莉安·扎克发出了所谓的球队与潜在公司之间“介绍”邮件，这些公司可能签下伦纳德进行代言，但Wachtell认为，实际上“明显是为了制造遵守规避规则的假象”。 Wachtell表示，扎克声称她发送邮件是为了回应这些公司要求联系伦纳德的请求。Wachtell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公司确实要求介绍，并怀疑这些邮件每封都在六天内发出，且“正值新冠疫情期间，NBA赛季暂停之时”，这很可疑。 其他防御可能包括：NBA或萧华并不欠快船队或鲍尔默信义义务，以及故意干扰等诉求需要存在潜在的不法行为，而NBA会辩称从未发生。 如果鲍尔默选择诉讼之路，他拥有数十亿美元可以支付律师费，但如上所述，他很可能败诉。 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不仅法院会对其作出不利判决，而且丑闻将在数月或数年的法庭程序中发酵，给球队蒙上阴影，并可能使鲍尔默在NBA及同行老板中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鲍尔默也许可以考虑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和老板罗伯特·克拉夫特在“放气门”事件后所采用的方法。当时一家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严厉的威尔斯报告，指控球队通过一场所谓的共谋将足球略微放气而作弊。许多人敦促爱国者队起诉，而且有大量科学证据表明NFL的指控即使不是完全不可信，也是未经证实的。 但克拉夫特没有起诉，因为他知道官司毫无胜算。与NBA类似，NFL总裁的处罚是最终且具有结论性的。相反，他和爱国者队依靠律师、科学家和评论员来反驳指控。球队发布了一份名为《威尔斯报告在背景下》的文件，这份文件在法庭上或许无用，但很可能改变了公众舆论，并给NFL是否正确留下了严重疑问。 快船队可以发布类似文件，试图挑出NBA断言的漏洞。球队可能会辩称，部分材料不可靠，因为它们并非基于宣誓证词，因此做出断言的人即使故意撒谎也不会有伪证风险。 快船队还可能辩称，其他涉事公司的管理人员——包括与NBA球队和联盟有业务往来的赞助商——可能为了保护自身商业利益而将责任推给快船队。此外，快船队可能主张，额外的短信、电子邮件和评论提供了Wachtell报告未反映的重要背景。 这些论点在法庭上可能都没用，但可能有助于快船队和鲍尔默捍卫自己的声誉和传承。 鲍尔默也可以尝试通过谈判减少选秀权处罚，也许同意更长时间离开球队。NBA此前曾在森林狼队高管凯文·麦克海尔和老板格伦·泰勒同意接受禁赛后将森林狼队的选秀权处罚从五个减少到四个，再到三个。显然，鲍尔默对NBA和萧华的任何诉讼都不太可能有助于球队减轻处罚的努力。